夷夏之辨源于春秋公羊学。在公羊家看来,区分“夷狄”与“诸夏”的标准在于是否接受先王礼义文教的教化。不接受先王礼义文教教化的群落是“夷狄”,接受先王礼义文教教化的群落谓之“诸夏”。孔子作《春秋》,进一步将仁义道德作为夷夏之辨的最根本标准,“夷狄”有德可进而为“诸夏”,“诸夏”失德则退而为“夷狄”,完全超越了种族的局限。这种文明价值观造就了华夏文化的扩张和统一,如钱穆先生评论:“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家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国家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国家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逐次扩大。”[88]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结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大抵是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蒙古、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国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总之,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却无种族与民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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