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史观，更进一步以“功利”为核心。他反对童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针锋相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道与功，义与利，本身是统一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言行录·教及门》）他认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正礼乐。（（年谱））
他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宋代以来理学的祸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编》卷一）“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习斋记余》卷九）。并以此作为他的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反证。为此，他一反宋代以来对王安石的贬斥，深为感慨道：
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褚拄乾冲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年谱》）
他正是感慨王安石的新法从功利出发而受到贬斥。
他认为后儒社会是倒退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均为“杀人”的学问，对其误世、坑民给予痛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