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有一种狂狷气质，他们当哭便哭，当笑便笑，毫无禁忌猥琐之态，直抒胸臆。他们既不因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欣喜若狂，也不为得罪权幸而诚惶诚恐，甚至还笑傲王侯。天宝初，李白奉召入京，“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见之都“不觉无万乘之尊”，而降辇步迎；[21]还在历史上留下了权幸为其脱靴磨墨的佳话。唐代士人普遍具有傲岸自负之态，类似“恃才傲物”、“言论倜傥”、“诡激啸傲”、“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之辈，所在多有。言论和行动上的少有忌讳，使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诗、文、书、画、乐、舞、雕塑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的确是一个文化政策较为开明的时代。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文化人对事物的感受任情率真、自由驰骋，他们几无政治恐惧，勇于标新立异，革新创造，因而风格迥异、流派纷呈的文化万象奔涌而出，从而赋予唐文化充实而又光辉的内涵。
第二节　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繁荣昌盛的隋唐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与它汇聚了来自四方八面的各种文化因子分不开的。隋唐文化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淘汰的过程，攫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这种宏大的气派，与整个时代精神是相契合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在他的名著《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