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对公务系统的指示，强调了稳定性、常规性和结果可预知性在司法和行政程序中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地利民法典于19世纪50年代在奥地利帝国全面推广，取代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此前几乎不成文的神秘传统法律。然而，为了适应当地环境而进行的修订改编工作，必然会剥夺法律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此外，中央政府发行颁布的官方通告、规范手册、澄清说明、法令布告，以及修订更新层出不穷，既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使个别环境下的司法实践活动充满未知因素。工作中满头雾水的政府官员时常被迫等待上级批示，以至于大量微不足道的问题，也统统呈送巴赫案头，陷入无限期搁置中。
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同样被不确定性所笼罩。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了朝令夕改，蔑视一切制度和宪法的束缚。他生性笨拙，却又笃信自己拥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他的自负甚至曾令英国大使瞠目结舌，1852年，弗朗茨·约瑟夫不顾众人对危险的警告，执意决定冒着严重霜冻天气，在美泉宫前的鹅卵石地面上检阅骑兵方阵。不出所料，受阅马匹发生了翻倾事故，造成两名胸甲骑兵身亡。弗朗茨·约瑟夫的外交政策同样惨不忍睹。他拒绝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支持沙皇尼古拉，令这位1849年曾对他施以援手的盟友大失所望，而他同样没有加入英法联军对抗俄国的阵营。陷入外交孤立的弗朗茨·约瑟夫，不幸沦为法兰西国王拿破仑三世的猎物。1859年，拿破仑三世横扫伦巴第，并将它移交撒丁国王，以换取法兰西对尼斯和萨伏依的吞并。即便弗朗茨·约瑟夫在战役中途亲自出任指挥官也于事无补。在他的指挥下，奥地利军队在索尔弗利诺战役中伤亡惨重。两年后，在接连占领哈布斯堡公国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之后，撒丁国王自封为意大利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