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尔不是这样,当然一开始还是有些应接不暇,有些慌乱,但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就应付自如了,就觉得好玩儿和开心了。渐渐又发展出一套理论,每三天认一个孩子,哪里认得过来?历史上什么人认自己的孩子认不过来?也就是各国的皇上了。虽然现在世界上帝制已经濒临绝种,但在关系方面,我又使它死灰复燃。该踢球就踢球,该认孩子就认孩子,互不影响嘛。你看巴尔多么潇洒。相比之下,俺姥爷倒显得有些猥琐了。当了一个欧洲教授,就成了历史的负担,到故乡来开会,三过家门,也不敢进去认俺姥娘一下,生怕俺跟他狗打连连,一嘟噜一嘟噜地让他办出国手续。他哪里如巴尔半分呢?巴尔的孩子可以认爹,我们这些孩子却不能认姥爷。
我们不是比巴尔的孩子,还更加流浪世界吗?我们是站在巴尔的一边呢,还是站在刘全玉一边呢?当然,巴尔也有缺点,巴尔爱吸毒,巴尔爱对围着他宿舍的记者开枪。我们看他在绿茵场上,在隆隆的战鼓声中,他率着他的军团在前进。他左盘右带,他指东打西。他扬起一只手臂,就可以掀翻一个世界;他的任意球和角球踢得直让对方人仰马翻。但他最后的归宿,却成了同性关系者。这是偶然的吗?这是盲目的吗?也像黑歌星呵丝一样,是异性关系搞腻了,想大隐隐于市,现在要搞同性关系了吗?为什么我们的故乡,对他也有吸引力呢?是像俺姥爷一样,他的祖先也和这块土地有什么联系吗?这是记者将话筒伸到巴尔面前,向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他们又担心他向他们开枪,只把手伸过来,将身子撤得远远的,准备巴尔拔出猎枪时,他们好一哄而散。但这次不是在欧洲,这次是在我们的故乡,巴尔,我的好朋友,看在我的面子上,没有拔枪,而是显得从容镇定,不急不躁。他抿着嘴唇俏皮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把搞同性关系,又当成了人生另一个绿茵场;我什么都不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我什么都不管,我只管把我的球踢到门里。众记者见他说得俏皮和有理,都频频点头,不再难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