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书，并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创设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也兼有译书的职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聘用徐寿、李善兰、华蘅芳、赵元益等中国学者及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译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西方科技类图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各种技术知识。仅到1880年为止，该馆译成西书共143部，已经出版者达98部。京师同文馆也设有印书处，馆内师生不断译印科技书籍，到1888年强学书局成立前，编译西书20余种[7]，为西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蘅芳像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上海）、译书公会（1897，上海）、译书汇编社（1900，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广智书局（1901，上海）、江楚编译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6）、中国医学会（1909，上海）等。此期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情况复杂，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设在国内的，还有设在国外的。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科技类外，还有大量人文科学类，而且后者比重越来越大，构成此期西学引进的主要内容。流行于欧美国家的进化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门类，大都得到系统的介绍。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国内学者把求学目光转向日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日文西书翻译热。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取得成功的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译日文较译西文更易，是学西方的捷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大量增加。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的十余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计958种[8]。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实际数字要在1000种以上。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丰富了引进外来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