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指出，西方近五百年现代化的动源之一是经济的动力，这个动力联系着整个西方的对外扩张，这个动力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著名的德国神话中的浮士德精神。这是一种向外冒险、向外争夺发展的精神，西方现代史是“以动力横绝天下”的五百年历史[15]。陶行知对此感触尤深。1913 年，他指出西方诸列强不仅具有进取的特性，而且学术工商业又远远超出中国，“以强佐强，进步一日千里”[16] ，我们中国要赶上列强本应有“十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上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17]。可是因循守旧却是根深蒂固的一种国民性，国人普遍精神委顿不思进取。他认为这种国民性的必然后果一是抓不住机遇，二是养成懒惰的习性，三是不能恪尽职守，四是妨碍集体和他人进步，五是无形中引导他人养成因循的作风。“委蛇不进”、“敷衍溺职”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这种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来源于国民普遍害怕竞争，来源于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虚妄自满，来源于自不量力，来源于“宴安享乐”。陶行知指出“人的自私之念太过，则所为莫非扩张一己之利益”[18]，有人身兼数职，对于每项工作都不能专心，“则其结果必为因循敷衍无疑。”[19]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20]，“社会因循而民气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21]而现代社会列强“以动力横绝天下”，因循守旧的中国不仅贫弱，恐怕会“渐臻沦丧”[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