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韦嗣立上疏。圣历二年(699)他说“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其三，狄仁杰上疏。神功元年(689),他说“方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
从上述几条论据中可以看出：所谓武则天时期严重逃亡问题，都是几位官员在给武则天上疏，批评时政时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但他们这些言论既然是在针贬某种时弊时说的，就免不了有所夸大，因此不可全信。
例如垂拱元年(685)陈子昂说剑南、河陇、山东等地百姓流离分散“十之四五，可为不安矣”,可是垂拱二年(686)他在上书中又说“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称颂武则天的“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故扬州构祸(指684年徐敬业据扬州叛乱),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
他们在上疏中所说的蜀中等地百姓逃亡的现象，在当时确曾存在。不过对其发生的时间、地区、严重程度及其原因等，都应该根据事实，加以具体分析。
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所说“方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当时武周军队在王孝杰率领下，正同契丹孙万荣展开激战，结果官兵大败，王孝杰战死。契丹乘胜进扰幽州，攻陷城邑。突厥默嗓可汗亦趁机侵扰，武则天答应其要求，把丰、胜、灵、夏、朔、代六州原突厥降户数千帐给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彩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这虽有益于突厥民族的发展，但却加重了关东(泛指潼关以东)百姓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