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些好小伙子,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业?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科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高新尖含量最多的科学领域,其完成的过程就是从一切未知到有知的过程,可想而知它的艰巨性。然而中国的第一代核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并且使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物质基础很薄弱的年代,以强有力的核武器拥有国的地位而让世界刮目相看。
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即有专搞核武器的龙头一一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是王淦昌主持日常工作的核研究院九院,九院的龙头在邓稼先他们的理论部。
首先完成氢弹原理的突破上。中国的氢弹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的东西,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就行,如像美国的那种氢弹试验装置,用的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这个装置本身进行了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造一种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