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766年卢梭的转变
——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卢梭的心情不错,那是四面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时的快乐。1766年3—4月,他的心理变化却让人困惑,时至今日依旧难以说明他的感知与行为的确切联系。牛津学者莱瑞(Leigh)编辑卢梭通信时有过疑问:“我们不知道他独居时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带有现实色彩的噩梦是怎样形成的。总之,他成了个多疑敏感的人,用灵巧的思维将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觉得到处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场争论对卢梭影响很大,之后,他对文学共和国的态度不同于以往,要与之划清界限:
十四年来,我不幸从事这一职业,却未染上它的陋习,嫉妒、算计、甜言蜜语,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灵。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变刻薄,放弃这门职业时,我像开始那样心灵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国后,他与乔叟(Edmund Jossop)仍说要远离文人界,这一行当违背他的性情,“我现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却给我带来不幸”[254]。而进入文学共和国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与音乐才能,在沙龙聚会时朗读诗歌,竭力维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让他体会到人心的晦暗。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托词,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投机者的猎物。